数字化转型下城市基层社区韧性治理

民客松 1 0

  近年来,“智慧社区”“数字政务”等数字技术与治理方式的结合创新,改变了社区居民的需求和社会治理策略。智慧城市、区块链、“互联网+”、大数据等成为数字化转型中的焦点与热点,数字生活成为当代社会的趋势。在数字社会,社会治理离不开“智”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以数字化助推城乡发展和治理模式创新”。社会治理的重点是基层社区治理,城市基层社区韧性治理也随着信息技术与数字社会发展而在参与主体、制度和行动上面临新的挑战。

  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使用,改变了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并推进了电子政务的发展。一方面,它更改了滕尼斯对社区的传统定义,在社区的物理边界上产生模糊,并改变社区内的人际关系,产生物理社区的“脱域”与网络社区的“嵌入”,人具有了实体与数字双重身份,在混合虚拟现实中交互。另一方面,贝克提出现代性的风险与知识、技术的自反性相关,“人类用预期技术发展相同速度创造出无法测算的不确定性,我们都进入了一个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不可言传的局面”。数字技术的使用可能带来不确定风险与权力不平等。如数字隐私的泄露、数字信息所有权的模糊与使用范围的滥用以及数字鸿沟带来数字等。这使得基层治理在乐享“上云用数赋智”和“数据跑路”带来的变革发展与便捷成果的同时,也需要审慎地反思是否可能带来一种新的技术主义与数字陷阱。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风险的不确定性与担忧促成人们结成了新的共同体。城市基层社区已然形成了线上与线下交互的双重社区,即基于即时通讯软件的线上社区与基于地理空间的现实生活社区。这两个社区并非区隔的,相反,两者交互渗透,成为社区居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全民自媒体的数字时代,每个人的经历、观点均具有发声、传播的可能,成为创造、影响社会舆情与社会情绪的奇点。话语权力的扁平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自上而下的基层治理方式。这使得基层社区治理不能仅仅将数字化作为一种信息手段,而应成为社会治理中的核心要素与常态。

  在风险社会,对风险的防范与韧性社区建设越来越受到基层治理的重视,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基层治理的“多元共治”“民主协商”,实现数字赋能是实现数字化转型下基层韧性治理的需要。

  赋能的概念源于巴巴拉·所罗门(Barbara Solomon)1976年出版的《黑人的增强权能:被压迫社区里的社会工作》。她针对因缺乏知识、技巧或物质资源,以致无法参与社会生活的无权、弱权与失权状态,提出通过挖掘资源、激发潜能以提升的能力与地位而改善其处遇、增加权能的观点。后被广泛用于增强个人、组织、社区能力与权力的描述中。数字赋能则是基于数字技术对社会治理的主体、制度、形式进行解构与重构的过程,其目的在于拓展个人、组织、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本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改变无能的状态。2021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制定出台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重点强调要减轻基层负担,把“向基层放权赋能”作为总的工作原则,要求“加强基层智慧治理能力建设”。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均指出以科技为支撑来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这为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提供了政策导向。

  那么,如何实现数字赋能?加德尔·乌德万(Ghadeer Udwan)和阿伦卡尔(A. Alencar)鉴于技术与社会之间出现的相互塑造过程,关注不同情况下移动通信实践与难民生活之间的关系,用数字社会支持、数字健康和数字身份三种数字韧性的策略为数字赋能。数字韧性中的韧性是相对于脆弱性而言,其核心在于系统的自我复原力,在压力和困境中能够抵御脆弱性、适应外部风险变化,甚至发展、超越现有系统的特性。在疫情防控下,我国社会个体与家庭的原子化状态被打破,人们利用数字技术与平台进行疫情防控、生活保障,隔离生活的自助与互助行为培育了“数字公民”与“数字韧性”。线上自组织与线下社区服务有机联结形成了数字社会支持网络,促进了居民的社会参与及社区居民共同体的形成。在数字转型下,技术为社区提供了韧性治理的联结,从而在资源配置、优化与共享上更具备聚合优势。在社区韧性治理中,无论是信息收集、互动沟通、决策协商,还是数字经济、数字政务发展,除了依赖于物理上的技术路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治理的公共性与社会性。各地政府开发的政务App已在民生、民情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基于这些数字平台形成了公民身份的数字形态,是公民的责权利在数字社会下形成的“数字身份”。以数字身份活动产生的海量数据603138),能够通过大数据进行检测、分析和预测趋势,从风险应对转向风险预防,也能够破除“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实现多主体参与治理。故而数字韧性能够为灾害与社会性创伤下的基层治理提供一个视角,促进数字赋能,增加面对不确定风险的能力。

  城市基层社区治理需要“韧性”。数字韧性是在技术系统中所具有的适应、调适与发展的能力。它为社区韧性治理的价值理念、工具和团结带来了新的挑战,数字赋能基层治理需要在治理的柔性与技术的刚性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培育数字韧性,防止技术异化的风险。

  首先,韧性思维与韧性信念体系的转变。从缺失到资源、从脆弱性到保护性,是问题思维到韧性思维的转变,是对人、对物的积极、正向的态度。韧性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如个体层面的心理韧性、家庭韧性,中观层面的组织韧性、社区韧性以及宏观层面的城市韧性、社会韧性,它具有普遍性、适应性与发展性。在此信念下,治理的主客体不是被动、脆弱、防御的形象,具有能动性、抗逆性与复原性。因此,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层社区韧性治理需将人性化的关怀与柔性带入数字治理当中,其重点在于主体思维、价值理念的转变。

  其次,数字化为多元共治提供技术可能。数字技术使得公众参与变得便捷,掌上终端为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城市治理提供数字直达渠道。但需要注意的是技术鸿沟、数字不平等可能带来多元主体内部的断裂。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组织、居民在技术资源、能力上的差异性带来了在数字治理中的“数字阶梯”,可能导致社区合作治理主体间的力量失衡。贫困、老年等数字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弱势,在数字生活中也同样因技术的“门槛效应”而被阻拦在数字生活之外。各地政府的财政支付能力各异,也呈现出数字建设与治理发展的不均衡态势。

  再次,效能数字韧性治理制度的建立。切实提升治理效能、实现制度韧性的数字赋能需要细致考虑整合碎片化数据,推动跨领域、跨层级的治理资源有效统筹,打破数字孤岛,以技术为载体,服务于“人”,实现共建、共治、共享。避免重“数”变为重“术”,在工具理性下成为一种数字技术的异化,导致技术悬浮于现实,在多头报送、重复收集数据、重建轻用下,成为另一种。而人在技术主义下被抽象、异化为“数字”与“符号”,以至于失去对人在社会生活中现实具体问题的关注。

  最后,加强数字韧性以规避技术风险。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线)的双重社区生活让社区韧性治理的生态体系变得更加复杂,增加了适应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的新面向,带来了韧性治理的数字维度。因此,需要注重社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居民数字参与能力提升、数字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以促进数字韧性能力的加强,规避技术带来的数字隔离风险。在常态化与应急管理两方面重塑现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探索社区治理中多元共治,实现从数字赋能到数字治理的有效衔接与互动,在源头上解决由技术风险带来的治理各主体权力失衡,以共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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